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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区治理改革成为重要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短短数十字,确定了社区建设的工作方式, 由从上而下的管理转向着重与基层社会组织协作的治理。在珠三角遍地开花的社区营造项目,其激活社区组织、促进文化传承、活化老旧失能农村社区的成效与功能,是对新时代社区治理工作的应对。
社区工作是现代社会工作的基础。在欧美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由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带来资源分配不均和社会矛盾,衍生了社工专业跟进与调和。由于起步时的问题复杂性不高,专业社工人手也不足,大部分初始的社工项目都是以社区、而非个人或特定案主群为主。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和服务业转型,传统的社区工作大多会因为转营速度不够快而萎缩。例如香港的青少年中心和社区中心,近年参与活动的人数一直在减少,加上城市硬件建设成熟,促成居民自给自足而不用向邻舍讨帮忙,这种关窗闭户讲求独立与私隐的生活方式,令社区为本的意识大减。社区凝聚力不足令很多宏观层面的问题涌现,其原因不只是硬件不足,更重要的是社区资本、承载力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发展起来。
反观国内,尤其是珠三角近年的社会服务发展,由于市场化程度及城市化速度与阶段不同,加上社工行业的成熟度和政府财政的投入度都不如香港,以服务群体为主线(例如青少年)及微观介入(小组+个案)的社会服务其实并不能解决很多社会问题。除了深圳的服务情况近似香港,在佛山、中山、珠海等广东沿海地方,政府和相关领域专家都开始意识到,只要社区建设和组织工作做得好,社区的能量得以体现,很多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社区内部的能量予以解决。事实上,当社区里的人力资本、机构资源和社会资本互动,其杠杆力量就可协助社区解决集体问题和改善社区整体福祉。当社区居民将社区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并寻求互助组织解决,他们就不会事事向政府求助甚至投诉,而社区亦会因为成员的互助而达致和谐。
社区营造的理念是从下而上、以孵化组织和传承社区文化乃至产业改造为主线。笔者从 2013 年开始参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的社会服务系统建设工作。因为外来人口增加和城市化步伐加快,这个原本以务农为主的熟人社区,受访居民却反映希望政府能够在社区安全、老人照顾、文体活动等方面提供协助。以伦教的 GDP 水平及城市化程度,大量购买社工提供直接服务并不可行。我们参考了台湾南部地区社区营造的做法,在伦教镇资助了两个社区营造项目落地。社工进村做组织工作,过程中扶植好村/社区内的居民组织自务自营,让居民自己肩负日后的组织、互助、服务、支持社区成员的工作。
相比起社区发展的模式化与行政化,社区营造更着重居民自治和身份建设的工作。伦教的社区营造项目跟珠三角一些类似项目,都是选择在那些因城市化发展、拆迁或外来人员大幅增加而导致失能失信的社区,抓住社区的人、文、地、产、景、治,促进社区文化传承、孵化社会组织、进行传统产业更新,以使居民最终愿意为社区投入更多感情和承担更多责任。例如,伦教仕版村的社区营造项目以村内的城隍庙文化为主线,利用庙会、花灯会、制造纪念品等,创造了社区人士的共同归属,大家通过社工办的城隍相关活动加强了联系,并且发展以城隍庙、蕉蕾粥和横水渡为轴的生态旅游产品。而在霞石村,社区营造社工队协助村民成立了民间生活体验馆,将老居民对社区往事的怀念变成产业,传承社区的文化与能量。
随着城市化高速发展,大部分一线城市的老旧社区不断被重建更新,人们慢慢会认识到,我们正在走向形成一个没有街道的城市:一式一样的商场,造成人文风味的缺失,不论政府多努力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或社工多努力但零碎地举办如墟市、旧物展览等活动,社区和人的味道仍然不容易留下来。而且当旧街、人情与多样性消失,或当社区的共同认同与多样性同时被消失,邻里矛盾、小罪案等社区问题就会不断恶化。政府或社工不能处理琐碎的问题,和谐社区也就变成了空话。因此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更早抓起失能社区的组织工作,让居民以持份者身份策划活动和志愿项目等,建立人际网络,达致人际高度互助的善治社区。而社区营造项目的做法,就是通过人、文、地、产、景的传承,让居民围拢集体回忆与身份,用不同的活动和服务令居民重新连结,社区自能发挥应有的力量。
日本西九州岛大学福祉系教授、社区营造专家田中丰治说:“所谓的社区营造,即在地居民自主、自发地营造一个适宜生活、充满幸福感的社区,这样的社区是居民追求幸福与实现社会福利的地方,所以实现这个目标的主体即为在地居民。” 而过去有地区的社区营造工作偏向由社工操作,中间甚至包含了不少例如修补性个案或发展性小组等微观社工介入的内容,但随着社会认识的不断加深,相信真正的从下而上、着重在地居民持份身份的社区营造将会在各地大放异彩。
作者系香港资深社工及内地社工督导,华南理工大学 MSW 课程校外导师。